孙志刚替我们死去

“您知道他吧？”杨卫东指了指中间展板上那张年轻的笑脸，那是孙志刚广为流传的一张照片。“他在收容所里被打死了。我总觉得，他是替我们死的。”

孙志刚的墓碑上刻着“他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没有什么展品能像暂住证一样引发打工者的共鸣。博物馆收到的捐赠品中，最多的就是暂住证。对打工者来说这是一段屈辱的集体记忆。

“农民工就像是自来水，需要的时候打开，不用的时候关上”。

国庆节那天，这个距离北京市中心40公里的打工博物馆，只来了一个观众。“偶然经过”的客人背着手，顺着展台看过去，未作停留。解说员杨卫东试图打破沉默。

6年前，也是这样一个秋日的午后，22岁的杨卫东与两个老乡正躲在深圳一间黑乎乎的房子里。时值国庆节前夕，这座著名的移民城市要清查外来人口。因为担心没有暂住证可能被遣送回原籍，这3个来自河南农村的打工者拉上窗帘，让人把自己锁在房里，想熬过这一天。

有人“砰砰砰”地拍门。3人都没出声，他们只是“从彼此的眼中看到惊恐”。趴在床下的阿黄被吵醒了，它摇着尾巴准备向门边跑，被杨卫东“一把掐住脖子”，紧接着“用被子蒙住了它的脑袋”。

等拍门声止歇，狗已经死了。几天后得知，敲门的是个老乡。

现在，杨卫东在这个名为“打工·三十年·流动的历史”的展览中担任解说员。面对花花绿绿的暂住证、务工证和劳务证明，有些“城里人”会好奇，“这些都干嘛使？”每到这时，杨卫东说，他就会想起阿黄。阿黄的故事，本该是历史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正在被赋予各种意义。在“打工博物馆”的发起人孙恒看来，这30年要么被简化成数字翻番的“经济发展史”；要么被演绎成一段“小渔村跃升为国际化都市”的传奇；要么被物化为耸立在城市中的雄伟建筑，比如今年国庆节当天，近50万旅游者把鸟巢当作京城游的首选——显然，与一个200平方米的民间博物馆相比，国家体育场更像是这个国家改革开放的里程碑。

“这些历史的确叫人惊叹，却都没有提到‘人’。”孙恒说。

参照官方2007年公布的数据，这群30年来先后被称为“盲流”、“打工妹（仔）”、“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的“人”已经超过2．26亿。30年过去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来得及从城市的屋檐下走出来。幸好，现在拖着拉杆箱的年轻人已不再像背上编织袋进城的前辈那样默默忍受。有人试图追寻那段历史——为了记录过去，更重要的是，让后来者可以藉此在汹涌澎湃的城市化进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城和村

打工博物馆落脚在一个叫皮村的地方，这里位于北京东五环与东六环之间，朝阳、通州、顺义三区交界处。在全村6000人口中，外地打工者占到5000多。孙恒和他的同伴们一直试图把这里改造成一个富有生机的打工者家园。

然而村里人大都说不出这个博物馆的确切位置，他们对“文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也并不关心。10多年前，村里兴建了好几座家具厂和琉璃厂，随着打工者的陆续到来，本地的农民就不再以种地为生。他们在自家的宅基地上盖起几栋小楼，以每间300元的月租金出租，闲时搓搓麻将，做个自在的房东。

走过13元的火锅店、18元的皮鞋城、绕过喧闹的台球桌和熙熙攘攘的电话亭，孙恒把来访者带进这个迷宫般的小村。在北京每一个城乡结合部，你都能找到类似的“城中村”。

“皮村就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孙恒伸出右手，做了一个类似切西瓜的动作，“就像打工者所处的位置。”

尽管周边已盖满楼盘，房地产商却从未觊觎过这片土地。因为皮村就在飞机航线的正下方。

每隔10分钟，就会有飞机从头顶上方飞过。巨大的轰鸣声，把2米之外的人声迅速淹没，以至于孙恒不得不提高嗓门说道：“打工者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主流文化对他们视而不见，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自己的声音。”

为了记录这个群体的历史变迁，2007年底,孙恒在香港乐施会的帮助下租下一间废弃的琉璃厂房。改造之后的打工博物馆在今年5月1日开馆，那天是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

一幅大字横幅悬挂在展厅的墙上，“尊重劳动，尊重劳动的价值，这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道德。”语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横幅的下方，从二手市场淘来的玻璃展柜里，摆放着500多件展品：票据、证件、罚款单、押金条、白条、保安工服以及皱巴巴的红头文件。

几乎每个解说员都会强调，“这些是我们自己书写的历史”。作为打工者，他们很在乎这间博物馆的“主体性”。

孙恒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这种主体性的重要意义。今年4月底，深圳率先开放了中国首家以外来劳务工为题材的专题博物馆。从当地媒体的描述来看，在那间博物馆里，劳务工们“幽暗窄小的宿舍”却又“充满生活情趣”，林林总总的展品主要是当年劳务工留下的手工画、情书、日记、家信及送给情人的自制礼物，还有他们为寻觅爱情而设立的“情感留言板”等，据说“集中体现了劳务工们的五彩生活”。另一家当地媒体开篇就说，“这座投资350万元、占地3000平方米的博物馆是为我市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献礼。”

或许是基于这样的担心，孙恒和他的同伴们更愿意“自己来记录自己的历史”，而不用“别人来代写甚至改写”。

怨和情

没有政府部门的资源，但口口相传的“征集令”似乎更让工友们动心。北京昌平区有个建筑工地的工人听说筹建博物馆的事后，第二天，30个人请假来到皮村给他们捐赠物品。全国各地的打工者也陆续寄来了自己珍藏多年的“回忆”。

于是人们得以看到另一些不一样的展品。

有工友寄来一张工资条，上面标明月收入1600多元，细看，其中有1000多元是一个月加班131个小时换来的。

广东的一个女工寄来自己的工卡，正面是她的照片，写着她的姓名，背面印着工厂冷冰冰的规定：上班期间不准上厕所。

这些在官办的博物馆中是看不到的。

还有一份2000年的北京报纸，上面刊登了当时北京市劳动局的规定，作为首善之区，这座城市有超过100种行业限制或禁止雇佣外来工。

在儿童展厅挂着一篇手稿，这首题为《我是谁》的诗歌实际上就是2006年春节联欢晚会中打工子弟朗诵的那首《心里话》的原稿。

上春晚时，导演又加上了后来备受争议的那句话，“别人跟我比父母，我跟别人比明天”。

按照原作者北京智泉学校校长秦继杰的说法，最初的诗作中没有这层含义。“孩子们都是很有自尊的。他们不愿意强调自己的父母跟别人不同，不想因此觉得低下。但话说回来，让他们去跟城里的孩子比明天，怎么比呢？”

尽管孙恒也认为《心里话》是春晚历年来最让人感动的节目，他仍然觉得添上的那句话有些刺耳，一看就是“城里人的想法”。“孩子特别朴实，并没有那种‘现在我不如你，等我长大了就要骑你脖子上’的想法。”他有些着急地说。

原稿中，他们最后一句说的是“大家都是祖国的花，中国的娃”。孙恒认为，显然孩子们要求的只是平等，就是“我和你在一起”的那种权利。

展品中能看到这种权利的，不多，透露出的大都是不平等和屈辱的往事。孙恒说，自己从未打算把博物馆办成“抱怨”和“控诉”的平台，“但是如果生活是苦涩的，我们为什么要回避它呢？”

博物馆追求“客观展示”，但参观的人在那些充满温情的展品中也看到了辛酸：

展厅里摆着一个烤羊肉串的铁架子，那是一位姓曹的工友自己用旧铁皮做的。他1992年来北京，在颐和园北宫门附近卖羊肉串，艰辛的生活让他对这个铁架子有了感情。1994年当它被联防队员没收后，他用200元钱赎了回来。此后他卖过煎饼、卖过水果，现在是一家报社的送报员。跟了他10多年的物件，捐给了博物馆。

还有一封玩具厂女工的家书，通篇表达的都是“思念”和“叮嘱父母保重身体”。4个月后，这名女工死于深圳致丽玩具厂的大火。在这场当时震动全国的特大火灾中，82名女工遇难。

一个打工子弟用画笔写下自己的愿望，“我们家是卖菜的，妈妈爸爸常常连饭都吃不上”。他最大的愿望是“全家能在一起吃顿饭”。这幅画上有褐色的爸爸、黄色的妈妈和绿色的女儿，三个人围着圆桌，桌上摆着三个饭碗，菜只有摆在中间的一条鱼。

在开馆当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细细地看完了每一件展品。她觉得自己看到的是一种“主体性文化”，即拒绝被别人展示，自己要站出来展示自己的历史。卜卫认为，在这样的文化中，打工者更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出和进

32岁的孙恒来自河南开封。1998年师专毕业后，他本来有机会当上中学音乐老师，却选择来北京打工。他有时在地下通道卖唱，有时到西客站做搬运工，像许多向往大城市的打工者一样，他从一开始就找不着自己的位置。

直到有一天，一份在打工子弟学校教音乐课的工作让他找到了归属感。通过那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孙恒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和思考这个流动的打工群体。他穿梭在北京的高校间，旁听与三农、城乡问题相关的讲座，也努力从书中寻找答案，如今他把自己的思考写进博物馆里。

在被孙恒和同伴们称作“我们的历史”的那张图表上，时间从1978年起，一直延续到今天。30年的时间，世界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工潮应运而生。这一波城市化浪潮，是追求更好生活的农民“无组织、无纪律”地自发形成的。

图表描绘了被称为“盲流”的民工潮的形成过程：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1978年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农民的饥饿问题逐渐解决了，因此外出打工的人非常少，数量呈现出一条平缓的线。

到1984年，外出打工的人群出现了高速增长，原因是当时出现了卖粮难的问题，农业生产的收益因此下降。此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开始成为剩余劳动力。中央出台文件说，允许农民自备口粮进城经商务工。

但究竟该怎么进？上头一直说是“有序”，查阅当时文件，却大多有控制、阻挡的意思。在博物馆收藏的一份1989年的红头文件中，有“坚决制止农民盲目进城”的指示。广东省政府也出台过政策，要求坚决制止当时出现的所谓“盲流”。那时候引进外来工也是有计划的，并不欢迎打工者自己来。所以每个省都有驻深圳办事处，就是为了处理农民工输入问题。但实际上，通过政府的途径输入的民工不超过5％，主要是自发“进城”的。

在图表中，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一条增长线陡然上扬。决策层终于发现民工潮已经“堵”不住，也“挡”不了，这才顺应潮流，开始正面看待、积极引导这股人口流动的大潮。

孙恒承认，这些结论大多是借鉴了学界已有的共识。只是在书写“我们的历史”时，他特别把2003年拎了出来。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温总理为建筑工人讨薪，二是孙志刚事件。在孙恒看来，只有经历过屈辱和歧视的打工者才会切身感受到这两件事的意义。

辱和死

没有什么展品能像暂住证一样引发打工者的共鸣。博物馆收到的捐赠品中，最多的就是暂住证。对打工者来说这是一段屈辱的集体记忆。

在这个国家，“迁徙自由”曾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中，就明文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1972年，这一条在《宪法》中消失了。此后《宪法》几经修订，但“迁徙自由权”一直没有恢复。

于是暂住证应运而生，作为“外地人在城市临时居住的合法身份证明”。

“一张暂住证，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作为一个外来打工者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你面前立起这面墙，就休想闯过去。”孙恒说。参与筹建博物馆的王德志第一个捐出了自己多个版本的暂住证，这些原打算“留着给孙子辈看的文物”也成了博物馆的“一号展品”。

从最早办理的180元一个的暂住证到现在5元一个的B本，王德志的北京市暂住证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在这座城市，暂住证分为A、B、C三种。按照管理部门的解释，绿色的A类证发给来京合法从事务工经商5年以上，对北京建设有突出贡献的人员以及在京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人员；红色的C类证则发给来京务工经商不满一年的人员，同时要重点对这类人加强法制教育和首都精神文明教育；时间上介于二者之间的人员发橙色的B类证。在这个属于外来打工者的博物馆，几乎找不到A本。在北京打拼了13年的内蒙古青年王德志，现在拿的是B本。

1995年冬天，因为沉迷于相声表演，18岁的王德志怀揣1000元钱来到北京。圆梦不成，他就留在北京打工，做过大厨、跑堂和送水工。

有一次，他在西四环租房子住，理发出来就被警察查暂住证。因为没有随身携带，他被警察一个揪头发，一个拽腰，一下子拉上吉普车，拖进村子大院，令他和好多人一起蹲在地上。

后来，王德志拜师学相声，有一天去上课，骑自行车经过丰台，被联防和警察截住，要求查看暂住证。“我随身带着暂住证，但是我不服气，他们老不拿我们当人看。”于是他要求先查看对方的证件。警察一愣，随即亮出了证件。王德志也拿出了自己的暂住证。结果警察说，要验一验真假。于是他就和一帮贴小广告的被圈在了一个小屋子里。

有工友赠送给博物馆一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青少年发展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周拥平编著的《看看他们》。这本书记录了100个打工者的口述，其中，河北沧州农民工赵宏磊的经历尤为离奇。

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北京访问那年，做小买卖的赵宏磊到东郊上货，几个巡警上来就问：“克林顿来了你知道吗？”赵宏磊心想，克林顿来了关我什么事呀。又问带没带暂住证，然后是搜身，看赵买了一箱带鱼，就让他拿带鱼到小卖部做抵押，换四盒“希尔顿”，然后一人拿了一盒走了。

另一次是在2000年9月17日，也是在上货的路上，赵宏磊被抓到了派出所。警察先向他要暂住证、就业证，证拿出来之后就被撕了。然后警察把抓来的外地人关到一起，还把每个人的皮带都没收了，蹲在那里，谁敢抬头上去就抽。凑够了人数，就用车送到一个叫“东八间房”的地方，到了夜里2点又送到昌平收容所。天亮又用车拉到北京站，说要遣送回家。到了家，再让亲属出350元钱到当地派出所“赎身”。

刚出北京，河北的警察就上来了。他们开始“叫卖”，先是说给500元就能下车。赵宏磊身上只有40元，连声儿都没敢吭。最先下去的是歌厅的小姐。然后是400、300、200、100这样下来，到了廊坊，他花30元下了车，跟着就买了张5元的车票又回到了北京。

在寄给博物馆的几乎每个暂住证里，工友们都附上了自己的遭遇。杨卫东特别留意了时间，大多发生在2003年之前。由此他产生了“孙志刚是替我们死的”这样的想法。

2003年3月，就职于广州某公司任美术设计师的孙志刚因无暂住证被非法收容，后死亡，经法医鉴定系遭毒打致死。此事经媒体公开后，促使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终结了收容遣送的荒诞历史。

杨卫东起初并不知道孙志刚是谁，他只是发现，在2003年的某一天，似乎一夜之间，打工者见到警察不再躲，开始直起腰走路。

孙志刚的墓碑上刻着“他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这是站在某种高度的评价。在杨卫东这样的打工者看来，他的死为一个群体找回了在城市里作为人的尊严。

户和梦

在打工博物馆里，2003年之后被称作新时期。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进城务工人员列为产业工人。此后，在大连等城市，这个群体有了“新工人”、“新市民”的称呼。

但是对离开乡村的打工者来说，要彻底融入一座城市，仍旧是个难题。

孙恒把成立博物馆的消息第一个告诉了朋友马小朵。马小朵听了很激动，决定把自己的三个户口本复印件送来。

马小朵有过3本户口：江苏溧阳的农村户口、深圳的城市户口和北京的城市户口。为了得到一张北京户口，马小朵花了20年。

1982年，16岁的马小朵高中毕业后离开溧阳老家，来到北京做保姆。第一批进京的保姆大军总共有5万人，安徽无为来了3万，溧阳来了2万，都是乡下姑娘，主要分到各级首长家。后来有一部电影《黄山来的姑娘》，就是以此为背景。马小朵的经历和电影主人公的命运极为相似，她到了当时全国政协一个副主席家做保姆。

“当时家里太穷了，没有希望。我拼命想离开家乡，到哪儿也无所谓。”1985年马小朵辞掉保姆工作，在中央民族大学夜大学英语，3年后拿到了大专文凭。之后，她在一家出版社做临时工，月薪30元。

不久，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对方是北京人，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一个现实问题横亘在两人中间，男方家庭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马小朵的农民身份。那时还实行票制，粮油都是跟着户口走，没有北京户口寸步难行。

外地人和农村户口的双重压力，让马小朵感到绝望。

1990年，她去了深圳，因为那里的户籍制度正在松动。她应聘到深圳一家电子公司做推销员。3年之后，公司帮她要到了一个深圳城市户口指标。“捏着那张户口直想哭，我不知道值不值，奋斗了半天，就是为了摆脱一个农村人的身份，可那是我的故乡。”她后来回忆道。

1992年她终于结了迟到的婚。因为身体虚弱和“准生证”困境带来的两地奔波，1993年，她失去第一个孩子。1996年回到了北京，但还是深圳户口，女儿虽然出生在北京，也是深圳户口。2001年到了孩子要上学的年龄，丈夫的单位论资排队，才终于有名额把她和女儿的户口调进北京。一番折腾，前后花去20年。

在旁人看来，马小朵已经得到了一个打工妹想要的一切。曾有一篇关于她的新闻报道，标题就叫《一个进城小保姆的幸福生活》。

后来的选择对马小朵而言很具讽刺意味：这十几年来，为了户口活着，为了要孩子活着，以至于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而活着。她曾经如此努力地融入城市，现在周围都是北京人，却觉得跟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他们说升官发财的事，她也不关心。她仍然被打工妹群体吸引着。听说中国妇女报社为打工妹办集体婚礼的消息，她会兴奋地跑去帮忙。

有一天，电视里正在放女儿爱看的动画片《猫和老鼠》，里面有一只鸭子，被猎人打得遍体鳞伤，老鼠把它救到了自己洞里，猎人就在洞外学鸭子叫，它听到同伴的叫声冲了出去，猎人乓乓开枪，又把它打得遍体鳞伤，老鼠再一次把它救进洞里，猎人又学鸭子叫，它又不顾死活冲出去。一旁的丈夫对马小朵说：“你就是那只鸭子，只要一听到同伴的呼唤，就什么也不顾了。”

最终她回到了还处在城市边缘的打工者中间，2005年她创办了一家专门为打工妹服务的“同心希望家园”。

有朋友在提到马小朵时这样介绍：“她叫马小朵，1982年就出来打工了，她还活着。”

命和家

像马小朵这样头一批离开土地和乡村的打工妹，如今绝大多数已回到了家乡。能够在城市里生存下来的，少之又少。

在以妇女为主题的展厅里，记录着几位打工者的生活。1998年从山东来京的徐芳，如今还在经营她的煎饼铺。10年的时间，她所在的社区已经从8000人发展到4万人。

“到处都变化那么大，只有我还在原地打转。”博物馆开馆那天，受邀前来的徐芳望着自己10年前的照片发呆。展柜中收藏了她的几首诗。扉页上用红笔写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此时，杨丽红带着女儿走了进来。两位母亲凑在一块儿，不自觉地把话题放在了孩子身上。

两个已经上中学的孩子，过两年就将面临高考。根据北京市教委的规定，有北京户口和学籍的才能在京参加高考，否则必须回户口所在地报名。

“我们还回得去吗？”杨丽红问道。她和丈夫离开家乡已经18年，其间因为没交公粮、集资和农业税，土地早被村里收回去了，房子也因年久失修倒了。孩子是在北京出生的，从没回过老家。

“你是北京人吗？”有参观者问这个带着京腔的小姑娘。

她看了那个唐突的陌生人一眼，没说话，离开了这间屋子。

杨丽红也只是从女儿的日记中得知，这个看上去无忧无虑的孩子，最近正因为一个好朋友要回山东老家上学而苦恼。她在本子上写了“为什么不一样”，后面是一连串问号。

杨丽红想给女儿的是“一样”。和北京孩子一样，上区重点小学，和他们一样周末学英语、学奥数，学跳拉丁舞。这些年，她把丈夫做家装赚的钱全投在女儿身上。连丈夫都认为这是在逼孩子，“难道不考大学就不活啦？”

杨丽红觉得，自己并不忘本，只是不想女儿再走自己的路。

1990年，她和家乡的47个姐妹一起进入广州的纺织厂，晚上睡觉被像对待犯人一样反锁在车间的阁楼上。3年后来到北京，只因为与本地人发生口角而被警察呵斥，“滚回你们老家去，上他妈这儿来干嘛”。甚至在不久前，她在旁听一个论坛时，还听到有专家说“农民工就像是自来水，需要的时候打开，不用的时候关上”。

“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累都受过了，我只是不想让女儿再经历这样的屈辱。”在杨丽红看来，高考成了唯一能改变命运的通道。但是通道对流动的打工子弟并不畅通。

曾有不平者把北京市教委公布的“子女等同北京户口的八类人”的通知寄到博物馆来作为展品。八类人中，包括原北京知青、博士后，甚至具体到中建二局一公司的职工。外来打工者不在其中。

如今，杨丽红只能寄希望于户籍制度改革。但这种改革涉及统筹城乡教育、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福利制度的问题，连她自己也承认，“不是短时间的事”。

博物馆里收藏的一份取名“打工诗人”的自办小报上，有这样一段话，描述这个群体如今面临的尴尬：

机器的轰鸣取代了虫鸟的鸣叫／街上都是需要警惕的汽车和陌生的面孔／老乡们凑在一块儿互相慰藉／谨慎卑微地生活／有时怀揣着对田园牧歌式生活不可复返的惆怅／不过／家乡也只活在记忆里／现在的家乡／就像打工者所在的城市一样让人迷惘。